应该和不太对劲儿的事情反着走

发布时间 :2023年11月30日

  一位做建筑工程的朋友问我可不可以和我们合作做一个数据治理公司,因为他觉得现在没有啥生意好做,他有朋友在政府相关部门搞到相关资质,所以想趁现在数据资产“入表”热的时候做一个这样的公司,然后卖给国资的房地产公司,而国资房地产公司也可以用数据资产来做抵押去贷款。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朋友想做自己从来不擅长的前沿生意,他几乎在乡村振兴、元宇宙、区块链、PPP和特色小镇等等事情上没落下过,或者说从没停止过捣糨糊。我的疑问是,还有多少人也这样捣糨糊,以及一些听起来很好的产业政策最后充满这样的糨糊和捣糨糊的人。这样的肉边上飞着怎么样的苍蝇!

 

  我们现在经常有些很大的政策或者领导意见,这样的意见也很受基层领导的欢迎,因为懂不懂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上面的新说法,所以就可以张罗新事、要新预算、发新债、做新项目、拟新编制、让亲友的孩子有了新去处,而且不用自己去费心做论证、梳理合理性、提供说服力,领导说啥就弄个啥,有没有成效不重要,是不是烂摊子也不是大问题,在不归责于自己的前提下有了新前途就万事大吉了。

 

   一些事本来是企业在做,公益组织在做,专业服务机构在做,但政府非要做,那就得扩大编制,增加人员。问题是公务人员与行政辅助人员一起做了直接服务,看起来政府在负责,其实都是更多不专业的临时工在干活。可能他们本身执行上面的意思是要强一点,但理解社会和民众的需要难免弱一点,一来一去,社会的功能日益被弱化——我们会多仪式多象征性的花费太多太多;我们有多少商协会领导岗位成为安置退下来的行政领导的所在;我们有多少活儿必须由国资总包,然后多少分包一点给民营企业,我们的转包、转贷、转账的“过手生意”难道不是在加大经济成本和加大不同所有制间的不平等感么?社会自主自治机制弱化后留下的窟窿,靠行政化的糨糊糊得好么?如果生意人都躺平不想做生意了,靠行政之手做的营商环境又有啥价值呢?

 

  鼓励国有企业办医院、办幼儿园、办智库、办大集体企业,国有企业里面有些做得还可以,有些做得不一样,那么现在通过办社会的方式,不管自己擅长不擅长的都办起来,这似乎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国有企业办社会,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的国有企业大而全或小而全做法的翻版。这样做,国有企业的一点事情肥水不流外人田了,或者废水不流外人田了,或者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了,简单点儿说,专业不专业的都不用考虑了,严重点说,可能国企改革某些方面改退了。

 

  很多地方已经习惯了经常甚至高度使用行政力量决定投资项目、补贴方法、服务内容、人头规模调整和一企一策,习惯了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做营商环境打造,说起来硬动作一套一套的,开了很多会,发了很多文,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人,比划了很多动作,但是给企业、给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实际好处和成效很少,甚至整了很多窟窿和隐患。我们到了应该系统反省下我们的权力汇集与应用方式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使用过度、用之失衡了?

 

  体制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体制内的人之间互相熟悉,所以好办事。体制又有自己的秩序——级别、职称、规格、待遇、人脉和系统,接近体制就意味着接近了降低个人成本的资源,而远离体制则意味着很多需要另外付出的认知成本、沟通成本和合作成本。体制化越强,意味着它所产生的社会隔离效应越强,它的自我利益维护强度也就越大,体制可以产生口号和声称,但体制一般会排斥自己声称的被公开、透明、全面和无情地检验。所以在体制内外的人和与体制关系距离不一样的人,就会在同一个社会中或者同一种政策下产生重大感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