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著名国际基金会的代表吃饭，他说到自己现在回到美国，突然成为周围人群中罕见的亲华派了，而且显得很不合群，尽管他说他会坚持自己，继续客观地介绍来自中国正反两个方面的观察，但是他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正在进入到一个对于中国走向更加失望与警惕时期——曾经以为中国因市场化而导致的发展会让中国的体制走向接近西方的方向，但今天中国的发展似乎让西方失望，发展了但并不像他们完全预期的那样发展。

——管治是一切统治者关心的，但是是直接管控还是间接管控却大有讲究。两年前提议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千人计划操作方式，尤其限制我们党政部门在国外直接挖人的做法;我也在五六年前提议，我们的很多社会组织也要积极发展外围的社会服务项目与志愿者组织，因为他们与有行政级别的社会组织相比，关注的核心与服务的热情迥然不同;我们的领导力的强大一定是事必躬亲，某种做法巨细无遗地控制起来么?还是遗留一定的空间，让刚性的管治政策与一定的社会弹性相结合。

如果强力完全管事，如果地位决定一切，如果控制是唯一有用的做法，那么我们的公共管理就不要策略、技巧与回旋了。前台有更多丰富多彩的社会组织、商业组织与文化组织;中台有更多的行业组织与协同平台;后台才是党政机构，这样的三台合一也许比洞穿一切的统合模式更能减少各类抵触。

——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知识化、数据化、信息化，从行业与职业的角度来说，更多工作岗位正在变得桌面化、屏面化、信息化，白领化——由桌椅、电脑与网络端构成的工作岗位，是一个城市知识化与数字化的核心象征，是新行业与新城市文化发展的象征，是在新公益、新社区、新服务领域中贡献最多的群体所在，白领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中发展最快、吸收青年知识分子最多与为社会创新发展贡献最突出的群体之一，但是今天在中国社会的管制体制与管制参与机制中白领的参与链接最少，无论是各层级的两会代表，还是青年联合会、社会新阶层协会，还是正式社会精英选择机制中给予他们的机会也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