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袁岳博士:建设一个前沿潮流的独特智库

发布时间 :2019年06月30日 阅读 :

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和上海华夏经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长三角智库沙龙 ”,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并对面临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与会的学术界、官方及民间智库代表,都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更强调智库方法论的重要性。

 

 

记者:作为智库成员,您认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被预测的?

袁岳:中国是完全可以被预测的!绝大部分认为中国不可预测的人,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收集“证据”。我自己在中国从事数据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从微观到宏观去看待事物,它们的可预测程度,其实是相当高的。特别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事情的可预测程度,比我们绝大部分人想象的都高。

而大部分人觉得不可预测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很少有人认真地去做数据,或者说大家过去用惯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甚至会说数据也是胡扯的;第二,绝大多数人会去针对不需要由自己负责的事情“胡说”,而比较少去针对看得见的生活里可以验证的微观事物;第三,是今天其实很多人没有掌握预测的方法。

我们做预测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考虑多个角度设计多个变量,并不断地优化我们预测的模式。人类就是通过不断的积累经验和教训,不断优化自己的预测模型、预测工具和预测算法,最后使得自己在控制风险、了解风险,把握风险、预警风险的能力上越来越强。

记者:在您看来,方法论的形成来源在哪里?

袁岳:在每个细分领域中间都有很多方法论专家和值得去请教的人。比如:只给你一头牛,你很难把它做成一顿美味的大餐,因为你没有刀、没有火、也没有调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大块牛肉就是一大块牛肉。预测也是一样,今天人们不去做预测,觉得测不准,是因为没有预测的方法,这是我们所遇到的窘迫的情况。

事实上,在预测中间,人们不是针对预测的结果有信心,而是对预测的工具有信心。只要你有刀、有火、有砧板、有调料,给你一头牛,你很快就能把它做成一顿美味的大餐,这些灶具、菜谱,最后把这道菜做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事了。所以方法论是我们今天竞争的重点,如果没有方法,不要说预测,眼前的事情都说不清楚。

 

 

记者:当预测出现的技术偏差,造成了一些比较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面对?

袁岳:所有的事情都有风险,这是社会现象,它跟自然现象不一样,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清晰。 我们要做“多角测定”,就像法官判断一个案件是否发生,不只用一个证据,要有不同的证据,例如:当事人的证言、目击证人的证言、物证、DNA检查结论、书证等等,这样才会形成比较可靠的证据链。我们预测一个事物,也是从三个角度或者四个角度来说明,这个事情最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你就能比较有信心地说,它将会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在社会统计学里面经常有一个说法,就是可信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的条件下,我可以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

记者:您之前学的社会学对于您现在在未来趋势的预测方面有什么帮助吗?

袁岳:我在学校的时候,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研究这些条文行不行得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法律条文,而不是那样的法律条文?是什么力量,会支持形成这样的背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也能够去研究为什么法律会是这样?同时也能够判断为什么道德会是这样?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意会变成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社会学,它对预测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同样,后来我去做耶鲁世界学者和Aspen学者的时候,学习和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跨界和交叉。我们学习一共有十七个周,每周一个核心的主题,每个主题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一周是《病毒的进化》,一周是《核武器的发展》,一周是《种族斗争》。而每个主题中间,会有一个经典的全球水平的一流学者,一个全球范围内这个领域中的领先的操作机构和一个全球水平领先的报道媒体,他们分别代表理论研究的高度、实践操作的高度和媒体报道的高度,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同一个问题。

在经历了这种跨界交叉研究以后,对很多事物的认识跟过去只受过某个领域专门训练的人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会大大拓宽了我的判断问题的视野。这个跟约翰奈斯比特先生的观点非常像,当预测未来和社会发展的时候,需要对很多细分领域了解之后,才能够总结出这个社会整体将会变成怎么样。

记者:如果普通年轻人也想在将来加入智库,在您看来,其“先知”的特性应该怎么培养?

袁岳:年轻人要有前瞻性的目光思考,这就是说一个用心观察的人与普通人的区别,把领导讲话的碎片、各个事情的碎片、市场里的碎片、读书读到的东西拼起来,形成的心中的一幅远景。“远景”这个词就是指未来的图画。 此外,跟什么人在一起也是非常重要的。

预测未来不是一个知识或是一种趣味,是一种逻辑思维模式的新生活方式。所以有前瞻感的人做事情成功的概率非常高。三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你今年已经分析出来,所以把资源就投放到三年以后发生的这件事情上,直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了。具有预测的行为就叫做前瞻性行为,具有前瞻行为的投资就会为自己带来利益。

记者:您的公司零点有数能不能说是中国未来预测的领军行业?

袁岳:我觉得不算,因为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的未来学家其实还是偏学术,他们不是很实用的服务于人们现在的用处。我们是要服务于企业、服务于公共部门、服务于我们的客户的,比如在模式上进行优化,设计新的产品,制定新的政策,我们是在满足这样的一些实用的需要。

一个未来学家、一个行业,他们典型的预测周期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而我们大部分预测的长度会相对较短,比如本年度的晚些时候、明年或三年到五年,像最近我们与一些政府部门,开始为制定《十四五计划》做前期研究,我们会研究五年中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城市变迁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在五年中间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产业的影响将会带来什么新的动力等等。

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到十五年中间,中国无论是预测人才或未来学的学者,在总量上面会有很大的提升,今天我们中国不管在风险投资领域,科幻领域还是前沿的科学发现领域,都开始有了一些比较理性的东西,所以这就已经代表我们在前沿领域中间的敏感度、兴趣度和投入度都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未来学发展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青年要尽早培养前瞻性思维,迎接挑战,进入智库并发挥智库的作用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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