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疫情弥散，让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供应链冲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全球商业空间终端的抗疫需要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商业订单的可持续性，针对中国企业包括全球加工制造基地的订单取消潮，成为短期最直接的冲击；2、跨境供应链位于中国境外环节的脆弱性更为突出，无论是供应基地的出货能力、运货通道畅通性、运货人员受限，还是出境许可、出境检疫检验、入境许可与入境检验检疫的需要，导致供应被阻断概率大大提升；3、人效降低，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中国境外地区的原材料管理端、生产加工基地、研发中心、物流转运基地等会出现大量的关闭、封闭、暂停和限制人流，基地中出现的感染病例形成的公司隔离、基地隔离、园区隔离，会导致整体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人传人而直接导致物压物；4、出境受阻，以出口贸易形态进行的出口流滞塞，运行中的出口物流的整体物理通道的风险点分布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全球疫情的广泛分布，这是一种极其困难的情景，几乎可以说没有真正万全的对策，但是显然在其中有一些可堪救济的途径：1、与全球物流供应链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作在这个时候有特殊价值，资源匹配、预警、备胎、路径再规划这类专业强项，在这种情况下有用；2、集中专业、外交、外贸联系，进行核心产业供应链的优先保证项建设，有重点保核心的时候到了；3、以跨境电商为主线条，进行出口的通道建设，因为全球封城行动的结果，需要必须转移到网络上，因此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建设也是一个特殊的需要成长时期，也是形成新订单和新需求的关键点。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形成了如此深厚的相互依赖，我们的稳定发展需要全球市场需求和供应链模块与我们的稳定互动。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超过30%的带动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全球消费者需求与全球产业伙伴协同是导致我们的这种带动作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机制。因此我们今天以有限的能力但努力去援助欧洲国家、日韩邻国、东盟国家、北美民众，无论是在战“疫”经验分享、医护物质救助、社会服务机制建设方面，还是在产业价值链维护与合作、关键战略项目保障方面，这不只是我们的形象工程，也不只是我们的道德义务，而是我们切身的利益所在，是我们在复杂的新全球化进程中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然之举。